黑白键盘 五彩人生——祝中国钢琴教育泰斗周先生90大寿生日快乐！

　　黑白键盘 五彩人生——祝中国钢琴教育泰斗周先生90大寿生日快乐！12月17日，似乎是365天中平常的一天，对所有当代中国“钢琴人”来说，又是颇具意义的一天。因为这一天正是中国钢琴教育泰斗周广仁先生的生日。从她的故事中，或许你能找到什么是远离功利，仅有的是对音乐、对钢琴最赤诚的热爱！

　　1928年12月17日，周广仁出生在德国历史名城汉诺威。祖籍浙江宁波的周广仁之所以会出生在远离祖国的德国，是因为当时她的父母亲都在德国留学。父亲周孝高（1900-1978）1925年从上海同济大学工程系毕业后，祖父要求他到汉诺威留学深造，专攻机械制造博士学位，并让儿媳妇随行陪读。

　　周广仁的祖父名叫周宗良（1875-1957）是宁波著名的外商买办。他既有洋商的开阔视野，又有儒商的诚信忠厚，1925年就成为德商德孚洋行的“总代理”，财富也因此一步步积累起来。他的洋商“大班”①格罗门正是来自汉诺威，二人在合作中成了彼此信任的挚友，这也促成了后来周孝高到汉诺威去留学。

　　周孝高夫妇在德国生了两个女儿，这就是二姐和周广仁。由于家境殷实，一家人在德国过的是中产阶级的生活，连生活方式和日常礼仪都仿照德国风格。周广仁出生以后，还起了一个德国孩子的名字叫“乌拉”。

　　“广仁”这个名字是她祖父给她起的。“广仁”者，广施仁爱也，充满了中国儒家文化色彩，寄托了祖父深刻的理想。而后来周广仁的一生，确实是广种仁爱的一生。

　　1933年，周孝高在德国获得机械工程博士学位后举家回到上海，在父亲开办的一家制造机器工厂任厂长。4岁的周广仁随家人住在法租界富门路（今安亭路）一幢三层洋楼里。1935年，6岁的周广仁和二姐一起进了上海一所标准的“德国学校”，这里的学生大多是德国孩子，中国人极少。而从小就在德国生活的周广仁，在语言上和习惯上毫无隔阂，入学后成绩一直非常好。德国学校有非常正规的音乐课和体育课，活泼好动的周广仁不仅像男孩子一样喜欢爬树、溜旱冰等活动，音乐课上学唱的德国民歌和古典歌曲更是她的最爱，她甚至还开始编写一些德国风格的曲调。

　　富裕的家庭给周广仁的童年带来的是蓝色的美好的梦。1938年，10岁的周广仁开始学习钢琴了，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情。父亲原本是让她的大姐学琴，但她太喜欢钢琴了，于是坚决要求和大姐一起学。那黑白相间的键盘，就像一级级登上艺术殿堂的阶梯，令人流连忘返；那清丽浑厚的声音犹如内心的歌唱，拨动着心弦。

　　就这样，父亲为她们租了钢琴，请了老师，后来又让她进了钢琴家丁善德创办的私立上海音乐馆，先后随钱琪和丁善德二位钢琴家学习。弹琴成了周广仁最快乐的事情，她的演奏进步飞速。1941年“音乐馆”正式改名为私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，学生人数也增加了，还组建了一个三四十人的管弦乐队。1943年，为庆祝私立上海音专成立六周年举办的音乐会上，15岁的周广仁演奏了莫扎特的《A大调钢琴协奏曲》（K488），成为一时的佳话。②这更加促进了周广仁学好钢琴的决心。

　　周广仁的钢琴演奏技艺在飞速进步，但是父亲始终没有给她们买一架钢琴。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，她才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钢琴。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：1945年“二战”结束后，德国作为战败国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德国人都被限期遣返回国。在中国做生意的许多德国人都在尽快变卖家具，处理财产。祖父一位名叫希尔德布兰特（Hildebrandt）的德国朋友，匆匆变卖家当准备回国之际，唯独对家中的钢琴难以割舍，于是就将好友周宗良请到家里来商量。周宗良当即就说：“我的小孙女喜爱钢琴，你就把钢琴放在她那里吧。”同为钢琴爱好者的希尔德布兰特夫人欣然允诺。周宗良马上就给孙女打了电话。

　　周广仁老师告诉我说：“我马上骑车就去了。见了他们，希尔德布兰特夫人说：‘弹几首曲子我们听听。’那天我弹了的《意大利协奏曲》，又弹一首肖邦的《叙事曲》。这两首曲子我记得特别清楚。弹完了她说：‘你弹得那么好！我们要回国了，什么东西都可以扔掉，就是这台宝贝琴，我想留在可靠人的手里。’于是她就把钢琴送给了我。这帮了我大忙！从此我有了属于自己的钢琴。这是一台Blüthner（布卢特纳）牌钢琴，是德国的大名牌。这台钢琴，对我，对中国钢琴，都有大的历史功绩。”③

　　周广仁和钢琴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联系。经过了六七年的刻苦学习和多次的演出经历，她更加无法与钢琴分开了。

　　像周广仁这样生活在富庶家庭中的千金小姐，衣食无虞，还会有什么烦心事吗？有的，家里不允许她从事钢琴专业。她的父亲也喜爱音乐，听女儿弹琴是他的一大享受，但是他坚决不允许女儿以钢琴为职业。父亲明确告诉她：“在中国，专业搞音乐是没有饭吃的。你的外语这么有天赋，你应该好好学习外语，而将钢琴作为你的副修。如果你业余学习音乐，我就供给你全部学费。如果你要专业学习钢琴，我就不提供学费。”父亲的语言是深思熟虑和斩钉截铁的。

　　平时温柔听话的周广仁，关键时刻却表现出倔强和执拗的一面。只有16岁的她坚决地和父亲说：“你不提供我学费，我就自己挣钱！” 此时抗战刚刚胜利，丁善德创办的私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已经停办，周广仁正随上海著名的钢琴家、指挥家梅·帕契（1878-1946）学琴，他的学费非常昂贵：每个学生每月要收20美元。

　　一次采访时我问周老师：“20美元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？”周老师回答说：“什么概念我不会算，反正是很贵的。当时，我要教20个学生才能赚到20美元。白天我就骑车到全市给学生上课，只有晚上才能练琴，练到很晚。我从1945年开始教学生，当时我16岁，直到1949年。上海想学钢琴的人很多，有小孩，也有大人，都是口口相传。‘这个人教钢琴认真负责’，互相推荐，就有人请我教。”④

　　梅·帕契的教学特别注重基本技术的练习，讲究纯手指的运动能力。这一点成为周广仁终身的记忆。梅·帕契教过的中国钢琴家有俞便民、董光光乐鱼·体育官方网站、杨嘉仁、吴乐懿、朱工一、巫漪丽、周广仁、傅聪等人。仅从这份名单来说，他对中国钢琴的贡献就非同小可。可惜他当时年事已高，周广仁只随他学了一年多，老先生就在上海病逝了。

　　就这样，周广仁从16岁就开始当钢琴小老师了，教学态度一开始就严肃认真，对学生充满友爱之心。这种作风贯穿了她毕生的教学工作。她还有一种颇神奇的感染力：凡跟她学钢琴的孩子，也能够以弹钢琴为乐事。

　　除了教学之外，周广仁还参加了广泛的演奏活动，如1947年，18岁的周广仁与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合作演奏了莫扎特的《d小调钢琴协奏曲》（K466），后来又与该乐队合作演奏了肖邦《第一钢琴协奏曲》。莫扎特天使般的音乐，肖邦充满诗情画意的旋律，都与周广仁的个性和内心密切在一起，从她手指下流出来的音乐，既有天真烂漫纯洁，也有优雅忧郁的深沉。

　　10岁开始学琴往后的十余年间，是周广仁人生的朝霞时期。由于时代动荡等原因，她总共换了8位钢琴老师，有启蒙教师钱琪，有丁善德、杨嘉仁、李翠贞，有意大利钢琴家梅·帕契、奥地利钢琴家A. 马库斯、匈牙利钢琴家贝拉·贝拉伊和德国钢琴家威登堡。周广仁是一位爱动脑子的学生，她能够博采众长，取其精华，形成了自己的演奏风格，归结为四个字，就是：用心演奏。一个16岁的富家女孩，倔强地自己教琴挣学费，这是她曲折人生中的第一步。这次小小的家庭风波，锻炼了她的性格和内心，为此后在大风大浪中与命运搏斗做了准备。

　　梅·帕契和他的学生、友人合影，梅·帕契坐在正中间，前排左一是傅聪，左三是周广仁，第三排左一是杨嘉仁

　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，周广仁20岁，风华正茂，青春洋溢。她很快就成为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（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）的钢琴教师。六十多年后回忆起这件事，她依然面带惊讶：“上海解放后不多久，有人说，我可以到音乐学院去教书。我说，这哪可以啊？我自己连音乐学院都没有进过！但他们好像是和贺绿汀院长商量过的，真的请我去教了。我是当时钢琴教师中最年轻的一个。学校的地址在江湾，而我住的法租界在沪西，我要坐公交车到外滩，再坐另一路公交车直到郊区终点站，再坐二等车（即自行车）去学校。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在1949年就招生了，学校分配给我6名学生，其中就有倪洪进。除了教学，我还负责管理学校的演出活动。”⑤自此，周广仁开始了在音乐学院任教师的漫长历史。

　　1951年周广仁到了北京。她回忆道：“是文化部突然让我来北京的。我什么也没有带就来了。”⑥原来，是让她作为“中国艺术家代表团”的成员，和小提琴家马思聪，歌唱家喻宜萱、郭兰英等人一起去访问捷克斯洛伐克。1951年3月，他们出席了“布拉格之春”音乐节。周广仁一方面要为喻宜萱、郭兰英等歌唱家弹伴奏，又作为钢琴家演出独奏。这次她演奏了贺绿汀的《牧童短笛》和马思聪的新作钢琴曲《鼓舞》，向国外传播了中国钢琴音乐的成果。

　　从捷克回到北京，周广仁又马不停蹄地又参加了“中国青年文工团”。她说：“当时从全国抽调来了许多青年文艺精英，既有传统的京剧、杂技，也有新型的歌剧、舞蹈和管弦乐队，还有民族声乐和民族器乐。组织上让我们住在先农坛，集中排练、准备。当时是盛夏，北京热得要命。我们的节目最后是由周总理审查通过的。”⑦周广仁好像生活在一个生气勃勃的艺术大家庭中，非常的开心和自如。她从小就是阳光型性格，喜欢充满欢笑的生活。

　　“中国青年文工团”一行在团长周巍峙的带领下，先赴德意志共和国的首都柏林参加了“第三届世界青年和平友谊联欢节”。联欢节上还有钢琴比赛，周广仁演奏了、肖邦、拉赫马尼诺夫的钢琴曲，还弹奏了中国钢琴曲《牧童短笛》。结果，她荣获了三等奖。这是新中国青年钢琴家在国际钢琴比赛中第一次获奖，在中国钢琴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。1951年的这次获奖就像打开了一个匣门，从此之后，就有一批更年轻的中国钢琴家，在各项国际钢琴大赛中摘金夺银了。

　　东柏林的活动结束后，周广仁又随“中国青年文工团”在东欧各国和苏联巡演了一年之久。文工团表演的充满中国民族风情的节目，受到了各国观众的喜爱。文工团也有许多艺术家是从延安等根据地过来的，他们朴实的性格和真诚的心灵让周广仁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。她从小接受的是欧洲音乐的熏陶，第一次接触到优美、生动的中国民间音乐，觉得简直美妙极了。周老师激动地说：“在东欧演出的整整一年，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。由于我从小就生活在外国，非常羡慕外国，有强烈的民族自卑感。而这一年的生活，让我有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。回国后我就申请入团，四年后申请入党。”⑧

　　这一年的巡演，让周广仁在钢琴演奏技法上也有大的收获，她第一次接触到了钢琴“重量演奏法”。她说：“我在国内学习的演奏法讲究纯手指的运动，包括梅·帕契的方法。他的方法其实是比较旧的。在一次匈牙利政府的招待宴会上，该国钢琴家约瑟夫·迦特对我说：‘你演奏得非常好，乐感也很好，但是方法是旧的。’我从他那里首次知道了‘力度演奏’的概念，就请他给我上课。他给我上了三次课，比如弹的创意曲，要讲究肩膀、胳膊、手腕各个部位的统一力量。‘重量学派’的方法就印在我心上了。”⑨约瑟夫·迦特还送给周广仁一本他自己写的德文版《钢琴演奏技巧》。周老师将这本书带回了国内，认真阅读，努力体会，进而将“重量演奏”（又称“重量学派”）和“手指演奏”（又称“手指学派”）辩证地结合起来，既注意手指的灵活和独立，又注重手臂、手腕的配合与贯通，探寻出钢琴演奏新的表现力。

　　“重量演奏”也是苏联钢琴学派的特长。50年代，苏联派了几位钢琴专家到中国教学，周广仁从1955年开始在塔图良班上学习，同时兼任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教师。这时她27岁，已经在北京结婚生子，但还是全身心地投入了学习中。塔图良班上集中了当时全国最优秀、最有前途的青年钢琴家群体，包括刘诗昆、殷承宗、李民强、顾圣婴、李瑞星等人，可以说是高手如林。

　　周广仁非常喜欢和习惯塔图良的教学方法，她说：“他的任务是要帮我们整个钢琴专业提高。他非常认真负责，连我们的教学都要来听课。他的教学方法非常自由，一般不作示范演奏。他不要学生模仿他，而是发挥每个人的演奏个性。我喜欢塔图良的方法，刘诗昆也喜欢塔图良的教学方法。”⑩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校址在天津，为了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，周广仁选择住在天津，又过起了学生生活。这次学习使她在钢琴演奏上获得了巨大的提高。1956年国家又选派她到德国参加了第一届国际舒曼钢琴比赛，她再一次获奖，为国家争了光。

　　由于周广仁辛勤的工作和突出的成就，她在1956年被文化部评为优秀演员，她的入党的申请也获得党支部通过，成为一位预备党员。转眼，在1957年的“反”斗争中周广仁却不幸遭受了牵连，被取消“预备党员资格”长达20年。与“分子”的结论相比，“取消预备期”已经是非常轻的处罚了。好在艺术方面周广仁的处境并没有太大的变化。1959年，周广仁正式从中央乐团调到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，担任钢琴主科教研室副主任。1962年，她又作为“中国青年艺术家演出团”的成员，到香港、澳门访问演出。这一年她34岁。刘诗昆和顾圣婴这两位更加年轻的钢琴家也在演出团内，他们二人担任钢琴独奏，周广仁担任歌唱家张丽娟、郭淑珍、施鸿鄂等人的伴奏。团内还有上海音乐学院的女子四重奏团（俞丽拿、丁芷诺、吴菲菲和林应荣四人），可以说是汇聚了当时全国青年音乐家中的精华。周广仁对伴奏工作兢兢业业，出色地完成了这次重要的演出任务。

　　1966年，刚刚步入中年的周广仁就遇到了人生最黑暗的年代。1968年4月12日，丈夫陈子信在“”中害致死，这给周广仁造成精神上极大的伤害和打击。

　　直到1972年3月，“中央五七艺术学校”在北京成立，校址设在沙河朱辛庄。校内设有京剧、舞蹈、音乐、电影等专业。音乐专业招收了七十来个学生，最初全部都学钢琴。周广仁担任钢琴组组长，重又开始了钢琴教育的工作。学生是周广仁她们到郊区农村、公社一个一个招来的“根红苗正”的孩子，年龄最小的只有岁，连晚上洗澡都要老师帮助。周广仁就长住在朱辛庄，天天和学生们生活在一起，白天教课，晚上编教材，乐此不疲。

　　所谓“编教材”，专指为这班学生编写的钢琴教材，因为当时外国钢琴曲和练习曲一概不能弹，只能自己动手编写中国钢琴曲。周广仁和钢琴组的李其芳、泰尔等老师全体动手，又邀请了作曲专业的一些教师参与其事。采用“样板戏”音调、歌曲旋律，先后编了两册《钢琴初级教材》，这两本教材曾以各种形式翻印再版多次，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在不能演奏外国钢琴曲、不能采用外国钢琴教材的特殊年代，它们延续了钢琴的一线生命，为“”期间学习钢琴的人们提供珍贵的了练习依据。

　　1973年，殷承宗等人在北海公园内设立了一个钢琴创作小组，组员有刘庄、储望华、王建中等人，他们积极改编中国古典名曲，先后完成了《梅花三弄》《夕阳箫鼓》《平湖秋月》等作品。周广仁与他们经常联系，还帮助连络作曲家陈培勋改编钢琴作品。

　　作曲家陈培勋曾写道：“1974年我下放回来后，应周广仁教授及中央乐团创作组的委约，又写了《平湖秋月》和《流水》两首乐曲，由钢琴家鲍蕙荞女士试奏。其中《平湖秋月》已经普遍流行于全国。”即使在“”期间，周广仁亦在像以往一样努力地支持中国钢琴曲的创作。

　　“”结束之后，全国面貌为之一新，周广仁也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。1979年她晋升为教授，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副主任，兼任钢琴教研室主任。从那时起到今天，是周广仁最为忙碌辛苦的四十年，也是她艺术成果和历史贡献最为辉煌的四十年。这四十年刚好伴随了祖国改革开放的历程。

　　周广仁首先举办了大量的钢琴独奏音乐会。1978年4月先是在北京，接着在天津、上海、福州、厦门等地，这是她登台演奏最为密集的时期。这时她50岁左右，已经有十余年没有开独奏会了。对她来说，这无疑是一次新的挑战。更可贵的是，她在独奏音乐会上，真诚、努力地推介中国钢琴作品。1978年9月，她在北京举办了“储望华钢琴作品音乐会”。这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演出——中国作曲家首次举办个人的“钢琴作品音乐会”。周广仁热情支持钢琴系师生参与这一新生事物，自己也投身音乐会演奏。

　　全力支持中国钢琴作品成了周广仁晚年最为热心的事业之一。1980年周广仁获得美国“爱德加·基金会”的邀请，赴美国密苏里大学音乐学院交流讲学。作为改革开放初期最早走出国门的音乐家之一，出国之前她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：练习了整台钢琴音乐会的曲目，带上了很多中国钢琴曲的乐谱、唱片和录音，甚至连《青年钢琴协奏曲》和钢琴协奏曲《红旗渠》的音响都带到美国去进行介绍。在美国半年的讲学期间，她先后在29所大学进行讲学交流，在32座城市举办独奏会，首次全面而广泛地向海外介绍了中国钢琴作品。作为“中国钢琴大使”，她的演奏和介绍给美国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匈牙利钢琴家丽丽·克劳斯（Kraus）听了音乐会之后对周广仁说：“你这样认真地演奏中国钢琴作品，弹得那么好，那些中国作曲家一定非常高兴！他们该怎样感谢你啊！”可是周广仁从来没有考虑到需要有人感谢的问题。

　　正当周广仁全心全意在投身钢琴演奏、交流和教学的时候，厄运又一次突然降临到她的头上。1982年5月的一天，晚上要举行钢琴演奏会，周广仁在帮助挪动一台大型三角琴时，琴腿突然脱落，沉重的钢琴瞬间倒塌下来，在琴旁的周广仁出于下意识地用手去保护钢琴，结果是她右手的三个手指被钢琴重重地砸在下面。

　　事故犹如晴天霹雳。钢琴家视若生命的手指被砸坏了！当送到医院急救治疗时，确认她的中指、小指为粉碎性骨折，而无名指则从指甲根处被砸断。经过医生的悉心抢救，中指、小指得以保全，而无名指则短了一截。

　　手指受严重砸伤之后，功能的恢复是一大难关，手指残端的机能训练必须尽早开始，还必须挺过钻心的疼痛。如果错过了最佳的锻炼时机，功能就难以恢复。在恢复期间，周广仁忍受了像电击般的痛苦，流着眼泪坚持弹琴，就像从头学琴一样，将麻木、笨拙的手指再恢复过来。“重登舞台”的强烈愿望激励着自己，一切从头再来，从抬指、触键的基本动作练起，找回手指和键盘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关系。受伤后整整一年，周广仁又顽强地登上音乐的舞台。从此她一直坚持登台演奏20年，直到75岁。

　　80年代，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，全国渐渐地掀起了一个“琴童热”，成千上万个中国家庭想方设法攒钱给孩子买钢琴，学弹琴，作为“智力投资”。这个热潮来势迅猛。周老师迅速感受到了这股巨大的社会需求，想为儿童的钢琴教育做些工作。于是她在1983年创办了一所“星海青少年钢琴学校”并担任校长。这所学校由周广仁和北京星海乐器公司和北京二中合办，星海乐器公司提供了十架钢琴，二中提供了十间琴房，周广仁召集了一批有经验的钢琴教师，每星期天开班授课。这年她55岁。为了节约时间，周老师购买了一辆轻便摩托车，临时学会了驾驶技术。每到星期天一早，她8点之前就一路飞驰到二中上课。中午就吃随身带来面包、牛奶，5点下课后再飞车回去。

　　星海钢琴学校在短短几年内就产生了办学成效，第一批学童中的逄勃、居觐等人都考入了专业学音乐院校，现在已经是蜚声国际的钢琴家了。

　　第一批学童中有一个特殊的孩子——我的儿子梁雷。他在报考星海钢琴学校时未能通过，因为年龄偏大（当时10岁），专业技术偏低，没有老师愿意收他。最后，还是周老师说：“梁雷这个孩子虽然专业程度偏低，但是他的音乐想象力很丰富，能够编写那么多钢琴小曲，就说明他具有音乐潜力，我来教他。”梁雷入学之后，周老师因材施教，为他精心设计了一套特殊的学习方案，不仅尽力提高梁雷的音乐素质和音乐想象力，而且专门训练他的视奏能力和移调能力，接触现代作品等。周老师还鼓励他大胆创作新曲子，并提供演出的机会。在教梁雷的这五年间，周老师每周日都定点在二中琴房给他上课，风雨无阻，节假日或过年也不停课，而是在她家里，在那台“布卢特纳”三角琴上上课。课后，周老师还要和孩子聊天、谈心。一次，周老师告诉梁雷：“钢琴就是你的好朋友，你要和它一起玩。你有什么心里话，都可以通过钢琴说出来。”在随周老师学琴的那几年，梁雷在钢琴上创作了好多小曲，都是他和钢琴“谈心”的结果，都是通过钢琴说出的“心里话”。后来梁雷把这些小曲编辑成一本《〈老鼠过年〉——梁雷钢琴小曲选集》并公开出版。

　　1988年3月，星海钢琴学校专门借用中央音乐学院的小演奏厅举办了一场“梁雷钢琴小曲音乐会”，由10位学生（5岁到15岁）演奏了梁雷5岁到15岁期间创作的三十余首钢琴小曲。那年梁雷15岁，周广仁老师亲自主持了这场音乐会。

　　周老师的教育方法简直太有魔力了。梁雷本来练琴不专心，不持久。自从跟随周老师学习之后，每天他都能够主动地做完普通中学的作业，然后就练琴。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只是督促梁雷：“到休息的时候了，你别弹了，快去睡觉。”梁雷就是在周老师的鼓励和教导下快乐地学钢琴，从此一步步走上了专业作曲的道路。能够遇到周老师这样的好老师，是我们做家长的福气，是梁雷的造化。

　　1988年3月18日，周广仁老师主持“梁雷钢琴小曲音乐会”后合影，左起：李群、李焕之、周广仁、关立人、吕骥、梁雷及小演奏家们

　　周广仁教授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为中国钢琴发展所做的贡献，太多太宽，无法一一细说，我试着简单概括一下：

　　第一，从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的发展来说，周广仁从1979年开始担任钢琴系副系主任，1986—1992年间任钢琴系主任。她承前启后，使学院钢琴教育发展顺利，成果丰硕。1991年周广仁主持召开了全国音乐院校钢琴主科教学研讨会，使改革开放以来钢琴教育的突出成就推广到全国。

　　第二，周广仁极其关注业余钢琴教育，不仅是儿童钢琴教育，还有成年、老年人的钢琴教育。她主持了多次“星海杯”少年儿童钢琴比赛和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，还主持过多次全国钢琴师资培训班。这些工作都推动了全国“钢琴热”的健康、科学发展。

　　第三，她积极推动中国钢琴作品走向世界，多次在国外举办中国钢琴作品独奏会。在国内举办的各种钢琴比赛中，周广仁坚持把钢琴曲创作比赛也纳入其中，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钢琴创作的繁荣。

　　第四，周广仁热心于中外钢琴音乐的交流，在公平的交流中寻求中国钢琴和世界钢琴的并驾齐驱。从1981年担任美国第六届范·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评委开始，她担任过欧洲、美洲、亚洲、大洋洲的许多国际钢琴大赛的评委工作，交流了琴艺，结交了许多钢琴学者。

　　而她下功夫最大的，最为劳累的事，是组织了担任了首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评委会主席，这个比赛从1994年开始举办，至今已经是国际钢琴比赛和交流的一个重要的“文化品牌”。

　　改革开放的40年，周广仁的艺术登上了人生的最高峰，她的钢琴艺术五彩斑澜，她的人格魅力光华万丈。

　　周广仁的钢琴人生太绚丽，太辉煌，太曲折，太坎坷。她毕生燃烧着对钢琴纯粹的爱与坚持，探索着钢琴艺术的无穷乐趣。许多细微动人之处，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。其实她的生活又极简单：只要有钢琴为伴，她就高兴、快乐。

　　周广仁的祖父给她起的名字真好，“广仁”，既广施仁爱，又广博仁厚。古话说：“仁者寿”。今年，周广仁先生90岁了，还能够愉快地工作，快乐每一天，迎来晚霞。当她40年始教钢琴的时候，小学生们都喜欢她，亲切地叫她“钢琴姐姐”；当80年代她在创办“星海钢琴学校的时候”，所有学生和家长都叫她“钢琴妈妈”；到新世纪，人们都尊敬地叫她“钢琴奶奶”了。从“钢琴姐姐”到“钢琴奶奶”，时光荏苒，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，一路闪烁的是人性的光芒。这数十年，周广仁教授始终是中国钢琴界的一个标杆。经历过大痛苦的人会变得空灵，变得圣洁，变得心胸宽宏。不论在何种风浪中，周广仁都坚守住纯善的心，通过钢琴来诉说对人生的热爱。

　　2016年3月13日，周老师跟我聊天时说：“我这一生中，得到过无数人真心帮助，我也帮助过别人。我自己帮助过别人的事情，做了就不要提了，我也都忘了。凡是帮助过我的人，我都不会忘记，都记在我的心里。”

　　周广仁老师确实是一位圣洁的人，一位通透的人，一位极单纯的人。我用这篇文章，送上我对周老师90大寿的一瓣心香。

　　②14岁的周广仁演奏莫扎特的《A大调钢琴协奏曲》这事情，是根据她的老师丁善德的回忆，见茅于润、赵家圭合著的《东方的旋律——中国著名作曲家丁善德的音乐生涯》，香港上海书局1983年版，第60页。

　　陈培勋《关于几首钢琴曲的简单介绍》。载《陈培勋钢琴作品选集》，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16—17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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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【落幕】人人爱乐2018第九届亚洲青少年钢琴艺术节暨“中国作品奖”国际青少年钢琴公开赛，十一香港落幕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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